[转帖] 【人文】1964年江青为何向毛泽东哭诉刘少奇要当赫鲁晓夫

核心提示：“开调查会”是毛倡导的方法，刘作报告后，江青到毛处哭诉，“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，现在你还没死，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。”

本文摘自：《炎黄春秋》作者：胡学常，原题：《毛泽东与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若干史实》

姚文元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出笼，是“文革”的一件大事。“文革”研究，一般都把它视作“导火索”。但是，姚文究竟如何出笼，尤其是毛与姚文的关系如何，几种常见的“文革史”，或者语焉不详，或者未曾点透。

事后知晓还是事前布置

像声誉甚好的王年一《大动乱的年代》，在江青的“心怀鬼胎，秘密策划”上着墨较多，却对毛在其中的作用未予深究，只说毛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”。另一种严家其的“文革史”，倒是着墨稍多，却仍是强化江青的作为，虽隐隐透露了毛的作用，最终却是未加点透。（高皋、严家其《文化大革命十年史》）新近，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的“文革史”，在首章劈头就说：“1965年2月24日；毛泽东派遣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来点燃文革的火种。”（麦克法夸尔、沈迈克《毛泽东最后的革命》）

再看由逄（páng）先知、金冲及主编的《毛泽东传》。它的“文革”部分，自然也是要述及姚文的出笼。这个结论，倒是毫不含混：“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，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。”说得很清楚了，在姚文发表前夕，毛才见到文章，同意发表。此前的一切，似乎都是江青背着毛干的。
那
么，做此结论的证据何在？《毛泽东传》的作者，也是训练有素的史家，当然知晓要用史料说话。然而史料的选取，却是大有讲究。《毛泽东传》举了毛的一次谈话：

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。前年11月，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。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，不能组织班子，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，写出这篇文章。开头写我也不知道，是江青他们搞的。先告诉我要批评。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，到上海去组织，我都不知道。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，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，周恩来、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，因为要给他们看，就得给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彭真、陆定一这些人看，而刘、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。

此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、巴卢库的谈话，时在1967年2月3日。毛似乎谈得很坦率，把一些涉及党内高层斗争的秘辛都和盘托出。《毛泽东传》拿了如此好料，恰可证明前此做出的结论。

可是，还有一则史料，也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谈话：

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“海瑞罢官”的批判开始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、某些地方，被修正主义把持了，真是水泼不进，针插不进。当时我建议××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“海瑞罢官”，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，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。最后文章写好了，我看了3遍，认为基本可以，让××同志拿回去发表。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，但××同志建议：“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，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、康生同志看了。”（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）

这是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。上引材料只标明在1967年。查网上流传的“武汉版”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，知时在1967年5月，而“××同志”，正是不难猜出的“江青同志”。

两次谈话大抵一样。不同之处，主要在于毛自己与姚文炮制之关系。前一次谈话，毛说姚文的炮制，他基本上不知晓，是江青他们搞的，仅是“先告诉我要批评”。而后一次谈话，毛说的却是“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‘海瑞罢官’。”这个差别太大了。

作为史料，毛这一次谈话，并非难得一见。对专攻“文革”的人而言，它更是常见的史料。果真未见，则撰写“文革史”的资格和能力，势必成为问题。《毛泽东传》的作者，当不会出现资格和能力的问题，何况他们比一般研究者更加见多识广，说不曾见过此史料，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。

自史实鉴定的角度言之，哪种说法才是毛的真话，亦即历史的真相，尚需进一步的考证。那么，《毛泽东传》选取毛的前一次谈话作为史料，是否即是作者经由一番考证之后做出的取舍？为解决这个问题，不妨举出更多的史料。

先在外围把火烧起来

吴晗创作此剧，七易其稿，于1960年11月定稿，旋即开始彩排，翌年2月，由北京京剧团正式上演。1962年7月6日，江青观看《海瑞罢官》，立即指出此剧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，应立即停演。（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—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》）江青所谓的“政治错误”，不外是该剧影射现实，配合彭德怀翻案。还有材料表明，她还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，指出戏剧、电影界的严重问题。（《无限风光在险峰——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》）《海瑞罢官》的问题，即在这些“严重问题”之列。江青建议开展对《海瑞罢官》的批评，但被部长们婉拒。（苏双碧、王宏志《吴晗传》）1962年7月，周恩来根据江青的意见，找到吴晗，告诉他，有人说你写《海瑞罢官》有影射。吴晗听了很吃惊，连忙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周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。（《吴晗传》）1962年北戴河会议间，毛多次批评彭德怀要翻案。8月5日，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。柯已摸清风向，对毛说：“《海瑞罢官》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，彭德怀不服气，要翻案。”（肖冬连等《求索中国——文革前十年史》）

《海瑞罢官》公演不久，即有江青的发难，继而有柯庆施等的附和，连周恩来也惊动了。1962年夏，正值彭德怀上毛“八万言书”，一时空气紧张。在此政治形势下，过敏之辈认定该剧影射彭德怀罢官，也不能算太过离谱。关键是毛的想法和态度。

《海瑞罢官》公演之初，毛是欣赏此剧的，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，同他一起吃饭，请他唱海瑞，并说：戏好，海瑞是好人。（袁溥之《忆吴晗同志二三事》）1962年夏，毛对《海瑞罢官》的真实想法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但至少在客观呈现的态度上，毛并不主张对该剧即刻进行批判。

众所周知，1962年夏秋间，是毛时代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折点。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，毛围绕阶级、形势、矛盾等问题，多次讲话和插话，重提阶级斗争，同时批判所谓的“黑暗风”、“单干风”和“翻案风”。会议间的一次讲话中，毛忿忿道：“你压了我那么久，从1960年以来，讲两年多了，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。”（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）毛此间的心迹，在这句话里表露。八九月间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，延续毛在北戴河时定下的思想基调，确立了一套“反复辟”或曰“反修防修”的“革命话语”。

吴晗可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，他是北京市副市长，其背后是北京市委，是敢干而坚毅的彭真。而彭真的背后是刘少奇。
江青的第一把火，烧向了孟超的“鬼戏”《李慧娘》和廖沫沙的“有鬼无害论”。那是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的文章《“有鬼无害”论》，刊发在1963年5月6日《文汇报》上。也就在1963年，鬼戏和香港电影停止演出。破中有立，这一年年底，江青开始领导京剧、芭蕾舞剧的革命。上海方面，柯庆施竭力配合江青的“文化革命”，先是提出了“大写十三年”口号，继而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会。至1964年六七月间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，江青以“文化革命”领导人的新形象，作了《谈京剧革命》报告。

这期间，毛或讲话，或批示，锋芒所向，直指文化和宣传部门。毛狠批舞台上的“帝王将相”和“才子佳人”，说是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。毛动了很大的气，说文化部，“如不改变，就改名帝王将相部，才子佳人部，或者外国死人部”。（1963年11月指示，见《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（1949-1966）》）震动最大的，当是那两个著名的“批示”。一个在1963年12月12日，以柯庆施的曲艺经验“批示”给“彭真、刘仁同志”，向北京甩出了“上海石头”。毛措辞严厉，“许多部门至今还是‘死人’统治着”，“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，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，岂非咄咄怪事”。（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）另一个在翌年6月27日，批示在“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”上，斥责那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，“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”，势必要变成“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”。（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）

“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”

以北京京剧现代戏观摩会和毛的两个“批示”为标志，第一轮“文化革命”的大火业已烧至极致。接下来，“革命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1964年6月8日，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：“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？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？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。”（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）大火进一步往上烧，眼看就要烧到最高层。

8月1日，刘少奇在怀仁堂召集大会，发表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的长篇讲话。他号召干部下去蹲点，不蹲点，不能做领导工作，“省委书记当不成了，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，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，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”。（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》）他越说气势越大，竟然说，“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，找人谈话，已经不行了”。“开调查会”是毛倡导的方法，刘作报告后，江青到毛处哭诉，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，现在你还没死，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。”（王力《王力反思录》）

9月，毛指示把39个文艺材料发到县一级，其中就包括《海瑞罢官》，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。（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》）又据王力回忆，此间毛拟定的“保护名单”里，可见郭沫若、茅盾、范文澜和翦伯赞诸人，却不见吴晗的大名。（王力《王力反思录》）似可断定，从这时开始，毛下了决心，打算抛出《海瑞罢官》，将大火烧向吴晗及其北京市委。据陈丕显回忆，江青曾告诉他，她是在1964年下半年开始物色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人选。（陈丕显《在“一月风暴”的中心》）康生后来说过，1964年，他同主席讲过，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。（穆欣《劫后长忆——十年动乱纪事》）康生善于窥测风向，估计也是在此时，他领会了毛的战略意图，这才就《海瑞罢官》问题向毛进言。

姚文元文章发表，大火烧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，烧及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，毛对身边的人说，“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”，“一层一层地剥，这次是彭罗陆杨”。（《王力反思录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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